由维多利亚vic119心理学部汪强教授课题组撰写的论文“Neurobiological substrates of the dread of future losses”在Cerebral Cortex发表。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200078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20YJC190018)，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20JCYBJC00920)和CAMS创新医学计划(2021-I2M-1-015、2021-I2M-1-058)等的资助。维多利亚vic119心理学部博士生汪品淳为第一作者，维多利亚vic119心理学部汪强教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贺为共同通讯作者，汪强课题组成员硕士生邓坤、陈淑宁、祝文伟、魏诗雨均参与该课题。

当预期未来损失时，人们会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决策模式中的一种:对未来损失的恐惧（dread of future losses，DFL）与相对于眼前损失对未来损失的偏好（preference of future losses，PFL）。为了准确区分个体偏好并揭示背后潜在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课题组开发了一种新型跨期选择范式，参数化地操纵了即时损失和延迟损失的大小，构建主观相等的试次。参数回归模型揭示，与 PFL 相比， DFL 表现出对即时奖励损失的低敏感性和对延迟损失的高敏感性，同时在反应时和即时损失相关的选择上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图1）。其次，该研究直接比较了 DFL 和 PFL 的即时和延迟损失相关神经激活的差异，结果表明 DFL决策偏好可能归因于背内侧前额皮层、顶上回和外侧枕叶皮层区域负责的未来损失主观价值计算的异常所致。

图1 行为结果显示了 DFL 和 PFL 之间截然不同的行为特征

进一步PPI分析表明，负责价值计算的网络与动作抉择网络的功能耦合降低也是构成DFL的重要神经机制，并且功能耦合的降低程度可以直接预测个体的行为偏好水平（图2）。

图 2  改变估价-选择-系统功能耦合预测 DFL

除了脑功能激活差异外，脑结构VBM分析表明，DFL 在右侧楔前叶表现出较小的灰质体积，并且右侧楔前叶的灰质体积通过调控负责价值计算和动作抉择的功能激活来改变个体决策偏好模式（图3）。

图 3  与评估和选择过程相关的大脑激活中介了楔前叶 GMV 和行为表现之间的联系

总之，结合计算神经模型和多变量模式识别技术，该研究系统揭示了未来损失恐惧背后的认知和神经生物学基础，主要涉及对未来损失选项的价值计算异常、对立即损失的动作抉择模式改变、价值评估-动作选择系统功能耦合降低，以及右侧楔前叶的灰质体积降低有关。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对损失框架延迟折扣的理解，而且为损失框架决策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Pinchun Wang, Han Zhang, Kun Deng, Shuning Chen, Hohjin Im, Wenwei Zhu, Shaofeng Yang, Shiyu Wei, He Wang^#, Qiang Wang^#.Neurobiological substrates of the dread of future losses. Cerebral Cortex, 2022）

文章链接：

https://academic.oup.com/cercor/advance-article-abstract/doi/10.1093/cercor/bhac420/6786267